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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介《技術生態學》——一門對參政議政有啟示的新學科

作者: 孫克安   出處: 綜合三支部    瀏覽次數:3687     發布時間:2014-5-23 10:28:41

經過十多年的努力,陳清碩老師的《技術生態學》一書的清樣出來了。這是一部自然和人文綜合的新學科,它“以技術負效應為專題研究對象,對其形成發生的機制、類型、演變規律以及如何實現源頭防止以減少負效應的影響等進行系統的研究”。全書分十三章,共計24萬多字。

陳清碩老師生于1934年,是一位土壤學學者,揚州大學農學院退休老教授,中國致公黨黨員。他思維活躍,興趣廣泛,退休后新論文不斷,專業涉及面廣,是本黨參政議政社會調研工作的骨干。

上世紀九十年代初,陳清碩老師曾多次和我談起他的困惑與思考:“環境問題如果只偏重于技術層面的考慮,不強調從技術到制度和文化的全方位考察和多學科的研究,環境問題不但不可能從根源上得到防止和解決,而且會在整個發展過程中不時重現甚至持續惡化。”并且一針見血的指出“環境問題廣泛而復雜,涉及到技術、管理、制度層面。”由此,陳清碩老師從研究單項的生態技術,逐步轉向研究社會管理技術,研究人操控技術的能力與價值觀的關系。當他深刻認識到“技術負效應客觀存在,但對社會產生危害卻是人為放大的結果”時,終于形成了《技術生態學》的完整構思。

眾所周知,人類出于創造更為豐足舒適生活的追求,不斷發明新技術,改造大自然。特別是近一、二百年來人類社會和科學技術的飛速發展,人們都能直觀地覺察到科學技術給人類社會帶來的繁榮,但也能直觀地覺察到再也不能忽視技術負效應對人類生存發展造成的危害。今天的生態環境日益惡化,讓人類不得不開始重視對“技術負效應”問題的研究。

《技術生態學》至少有三個重要論點對我們民主黨派提高參政議政能力有一定的啟示:

一、“技術負效應”的客觀存在,讓我們能以正確的態度對待黨和政府在工作中出現的偏差和失誤。

《技術生態學》認為,技術生態系統由自然技術、社會技術和人格化技術三個子系統組成。自然技術包括各種產業技術類型,如工業技術、農業技術、醫藥技術、運輸技術、通訊技術等。社會技術包括了宣傳技術、組織技術、教育技術、管理技術、金融技術、制度規范、法律政策、分配模式等等。人的能力( 包括人的知識、理念、經驗、技能、技巧等 )可理解為技術的人格化,人是人格化技術的載體。

《技術生態學》所闡述的自然技術、社會技術和人格化技術在技術生態系統中居于三個不同的層面,分屬自然科學、社會科學、人文科學。它們都存在技術負效應的問題。自然技術的負效應是自然界對自然技術打破原有自然生態平衡所引發的的負面結果;社會技術負效應的產生,源自于人類對社會的認識永遠滯后于社會發展和變化的事實,人們在某一時期設計的社會技術總是無法做到盡善盡美和毫無漏洞,從而造成很多的失誤;人格化技術的負效應是由“人非圣賢,熟能無過”和“人無完人”這一客觀現實所決定的,即由于人的道德、才能、技巧的不足而導至的失誤。

根據上述論點,我們就能夠充分理解人類社會前進道路艱難曲折的客觀性,就能以正確的態度對待黨和政府在工作中出現的偏差,從而采取積極的態度與中共通力合作,認真做好調查研究和參政議政工作。同時,我們還要通過學習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在實踐中不斷提高黨派成員的道德修養,以我們的言行為社會道德建設輸送正能量。

二、重視對“人格化技術”的研究,有助于提高參政議政的能力和質量。

《技術生態學》又指出:“個人的決策總是在給定約束條件下權衡個人的得失才做出的,這種約定的約束條件遠不能反映出人類社會的根本利益,這種矛盾長期存在,成為放大負效應破壞環境的根源。” “技術負效應有其必然性,但只有在人為的放大以后才造成破壞。人,是放大技術負效應的主導因素,受機會成本高低的限制,靠道德因素不容易使行為趨于完善”。

上述論點告訴我們,人以個體或群體的綜合能力即人格化技術,正確選擇社會技術和自然技術二者的正效應,并將其有機的結合和運用,從而獲得事業發展的最大效益和成功。與此同時,還必須對社會技術和自然技術二者的負效應可能引起的副作用進行研究,設計出規避、預防措施,將其對生態環境和社會環境的破壞降低到最小的程度,以實現人類可持續發展。

《技術生態學》為參政黨參政議政提供了科學的思維方式,我們參政議政不僅需要研究和關注自然技術和社會技術的負效應問題,更需要研究和關注人格化技術方面(人的價值觀、道德觀)的負效應問題。因此,黨派需要加強社會、人文學科方面的研究,從而逐步克服黨派提案技術性的偏多、政策性的偏少,微觀的偏多、宏觀的偏少,淺層次的偏多、深層次的偏少的現象,不斷提高參政議政的能力和質量。

三、不斷提高人格化技術水平,降低人格化技術的負效應,是民主黨派提高參政議政能力的重要途徑。

《技術生態學》指出,人類為了創造更美好的社會生活,就必須推行可持續發展戰略,“一是發明綠色技術降低技術負效應,一是人類自覺的提高完善使用技術的能力。”

由于人類經濟行為的短期性和自然生態恢復的長期性是生態經濟中的一個最大難題,有專家擔心,人類對文明的追求可能會帶來嚴重的后果,它使人們陷入了“文明餑論”的思索,并由此把研究興趣從純粹的自然科學研究引向了人文科學的領域。陳清碩老師從研究土壤學為主的自然科學向人文科學領域發展,繼而研究“技術負效應” ,就是因為他發現:“由個體動機感情和集團文化要素所構成人的定勢心理(人文因素)是各自然科學系統的內在組成因素,人文科學向自然科學的滲透,與其說是教人以知識,還不如說是給予人一種價值選擇的態度和精神,這對決定自然科學的狀態是至關重要的,而且是根本的。人的現代化不應只是四個現代化的結果,也應該是四個現代化的前提。”

根據《技術生態學》的觀點,筆者認為,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制度屬于社會技術一類,中共的執政能力和民主黨派的參政能力,屬于人格化技術一類。不斷提高人格化技術水平,降低人格化技術的負效應,是實現人的現代化的過程,這對中共提高執政水平,政府提高管理水平,民主黨派提高參政議政水平,都是至關重要的。提高人格化技術水平可以概括為兩個方面的內容:一是始終堅持正確的政治操守,如堅持正確的意識形態、遵守憲法、民主公正、誠信自律、奉獻精神等;二是不斷提高個人的綜合素質,如科學精神、科學知識、民主意識、組織能力、活動技巧、文字語言表達能力、以及人格魅力等。

我們只有通過不斷的學習和宣傳教育,讓我們的廣大干部和成員提高思想道德素質和工作能力,掌握更多的人文科學和自然科學知識,從調整觀念,修訂政策,節約資源,減少污染等方面,認真研究解決技術負效應的辦法,這是參政黨不斷提高參政議政能力和水平的有效途徑。

《技術生態學》是在我國改革開放取得了令世界矚目的豐碩成果的同時,又產生了令國人咋舌的社會和環境問題的現實狀況下問世的,面對嚴重的環境污染和生態失衡,它呼喚“人文精神”,它贊同“讓科學歸人文”的口號,并指出“一個有高學歷、高職稱的人,并不一定就具備人文精神。”最后,讓我們用《技術生態學》書中一段極富哲理的話作為本文的結束語:

“原來,我們的世界是十分復雜的,人的心理也是千變萬化的。對于一個充滿缺陷和變化的世界來說,需要人有一種反思,人文精神就是對人性缺陷的反思和憂慮,是一種自省的意識,一種批判的意識,也是一種超越的意識。既然我們所擁有的人生,本來就是一個充滿缺陷的人生,才構成了理想中圓滿的希望,才產生了人生旅途中追求的興味。人們自覺地努力去彌補自身的缺陷,就是一個感受人生趣味和實現人生價值的發揚人文精神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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